我国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在 《历代刑法考》等著作中对中国恤刑制度的古今之变进行了全面论述，在他的主持下，传统刑法得以变革，刑法从重刑主义转向人道主义。沈家本提倡的人道主义、刑罚轻刑化及对犯人感化教育是他恤刑思想的三维架构。

　　提倡法律人道主义

　　沈家本在《历代刑法考·丁年考》中，按照刑事责任年龄十六岁至二十五岁不等情况，列举出各朝各代的“丁年”，同时也对西方的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翔实梳理。他认为，按照《周礼·乡大夫》中的记载，周朝已经用身高来判断年龄，中国古代的“丁年”与西方“承担罪责的年龄”均是需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年龄门槛，那些年龄未达到一定标准的人，“辨别是非之心尚未充满，故无责任”，最终在《大清新刑律》中确定刑事责任年龄为十二岁，并强调“犯罪之有无责任，俱以年龄为衡”。

　　沈家本在《历代刑法考·刑制总考一》中，对周代死刑的刑种作了比较。《周礼·秋官·掌戮》记载：“斩以鈇钺，若今要斩”“杀以刀刃，若今弃市”“膊谓去衣磔之。辜之言枯也，谓磔之”“凡杀其亲者焚之”。斩，是用铡刀“腰斩”；杀，就是杀死犯人后将其放在闹市区示众；膊刑，是脱去犯人的衣服分解他的肢体，晾晒成干；对杀害亲人者，执行焚烧之刑。在批评这些刑罚惨无人道的同时，沈家本特别强调要发挥“疑赦”的作用，主张“五刑之疑有赦，五罚之疑有赦。”即触犯了“五刑”之罪或“五罚”之制的，只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就应“有赦”。

　　在《历代刑法考》中，沈家本特别分析了周代的刑罚。《周礼·秋官·司刑》有关于“五刑”的记载，周代“五刑”就是“墨、劓、宫、刖、杀”。同时指出，周代在“五刑”之外，还主张“以德配天”，这一主张运用到法律领域就是“明德慎罚”，要求统治者要实行德教，谨慎地适用刑罚，避免滥用权力。此外，沈家本还列举了周朝区分犯罪的故意与过失、惯犯与偶犯、根据不同的认罪态度予以不同处罚的情形，认为这是恤刑的体现。这些内容与沈家本在变法修律中主张的刑事立法应坚持审慎、宽缓原则，要严格控制刑罚特别是死刑的适用是相承的。

　　主张刑罚轻刑化

　　沈家本重教化、轻刑罚，提倡“治以宽平，民乐其安，重于犯法”。他认为，法律的轻重应该有“限断”，而不能随意加重。儒家主张“德主刑辅”，强调“为政以德”，并在“明德慎罚”的基础上，提出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”。他强调道德与礼义的作用，主张用道德教化百姓，用礼义规范行为，“天之好仁而近，恶戾之变而远，大德而小刑之意也。”

　　在《历代刑法考》中沈家本认为，从奴隶制的墨、刖、剕、宫、大辟“五刑”，到封建制的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“五刑”，无不是以摧残人的身体和自由为目的，在古人看来，法就是“五刑”，“五刑”就是法的全部。而沈家本认为，“化民之道，固在政教，不在刑威”“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，自来议刑法者，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，然则刑法当改重为轻，固今日之要务”。他抨击清朝滥用死刑，如枭首、戮尸、凌迟等酷刑是非人道的，对罪犯是不公平的，提出应该抛弃残酷无人道之法。沈家本向光绪帝上奏提出所有刑罚都应该逐渐由重变轻，得到光绪帝认可，最终在他的主持下，制定的《大清新刑律》废除了封建制“五刑”。

　　倡导对犯人感化教育

　　沈家本认为对犯人德化教育不可缺少。在《监狱访问录序》中他写道：“监狱者，感化人而非苦人、辱人者也。”对罪犯的改造，其目的在于“杜其残忍之端，而导之以仁爱之路。”特别强调对犯人的感化十分重要，认为应该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。“习染既深，洗涤非易，必谓监狱之内，可大收感化之功，恐言似动听而行难获效也……纵不能尽人而感化之，徒使十人而得六七人、或四五人、或二三人，则人之有害风俗，有害治安者，必日见其少。”即犯人染上犯罪恶习非一日之寒，若想改过自新，仅仅依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，需要观其行，为此必须在监狱场所之内，方可收到教育感化之功效。即使不能使每个犯人都能够改过自新，但是若能够收到百分之七十、或百分之四五十、抑或百分之二三十的功效，日积月累，必然能使治安变好，使有害社会的人逐渐减少。

　　对不同年龄段的犯人，沈家本主张要采取不同的感化策略，比如，对未成年人应更注重教育而非惩罚，“丁年以内乃教育之主体，非刑罚之主体”，因为未成年罪犯如果同成年罪犯一样被“拘置于监狱”，易受成年罪犯影响，出狱后的再教育会更加困难，所以，对未成年人而言，刑罚更应是“最后之制裁”。

　　沈家本主张给犯人以人道物质待遇。他在《议覆江督等会奏恤刑狱折》中指出，“牢狱禁系囚徒，锁扭（杻）常须洗涤，席焉（荐）常须铺置，冬设暖床，夏备凉浆，日给仓米一升，冬给絮衣一件，病给医药。请旨敕下各省督抚将军都统府尹，设法筹款，将臬司府厅州县各衙门内外监狱大加修改，地面务需宽敞，房屋务宜整洁。一洗从前积弊，并优加口食及冬夏调理各费，以示体恤。”

　　沈家本在《书四库全书提要政书类后》中指出，“其言之文王，明德慎罚，罔敢知于庶狱。”即文王在处理刑狱案件时，强调明德和慎罚，使得百姓不敢轻易触犯法律。他认为要重视人权，反对奴役，在他看来，犯罪的根本原因是缺乏道德教化，刑法只不过是制止犯罪的一种手段，德礼比刑罚更有效果。

　　来源：人民法院报